跨国采购企业通过经常性地检查工厂、监督质量，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单个产品的具体生产成本，于是这些跨国采购公司肆无忌惮地只支付很少一点加工费。实际上，跨国采购企业已经把这些工厂视为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的附属加工厂了。”1月22日，广东省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广东省民盟提出了一份《关于重视广东企业社会责任》的议案。但该议案的执笔人——广东商学院张建涛教授对记者反复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绝不等同于SA8000,千万不要混淆。”SAI在中国赚了多少钱？ 

　　SA8000英文为SocialAccountability8000,即社会责任标准。它的制定者SAI(SocialAccountabilityInternational，社会责任国际)，是美国的一家咨询机构。虽然SA8000在1997年就已经问世，但是直到去年，在经过中国媒体广泛宣传之后，才为国内公众所熟知。CCC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咨询中心的资料显示，截至2002年8月26日，中国一共仅有34家企业通过了这项认证。

　　张建涛之所以要把自己的提案同SA8000区分开来，是因为，“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认证，SA8000的收费偏高，其背后有着明显的商业推动力。”

　　记者见到了被张建涛认定为中国SA8000积极推广者的刘开明博士，他的身份是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执行董事，同时也是SAI中国区“唯一的董事”。

　　刘开明否认自己是SA8000在中国的鼓吹者，“我从来没有做过一场SA8000的演讲，也从来没有做过一次此类的培训，更不要说拿过一分认证费。”刘开明说，“作为董事，我只是负责审查报批上来的资料。”

　　刘承认SAI属民间团体。SAI的成员包括来自11个国家的企业、非政府组织、工会、人权及儿童组织、学术团体、会计师事务所及认证机构，总数量为20家。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资金、企业捐赠和民间资助。

　　刘表示，SAI成员名单有公开及匿名两种，公开成员中包括雅芳、全球最大的邮购公司——德国otto-versand、欧洲服装连锁商WE等。“这些公司要求供应商通过SA8000,但不是强制，而是自愿。”

　　刘表示，SA8000的认证是由9家国际认证机构进行认证。“这9家认证机构每年仅是向SAI交5000美金而已，认证的多与少，与SAI和我个人都没什么关系。”

　　而根据广东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黎友焕的调查，2004年，国内企业在SA8000认证方面支出(含咨询、认证、培训费用)大约达到1亿元，“每家企业通过认证的费用约为30万~40万元。”

　　华北制药(资讯 行情 论坛)股份公司一个月前刚刚通过SA8000,参与此次认证的质量部工程师高建军向记者透露，该企业支出的认证费用约为30万~50万元。

　　一份SAI内部收费标准显示，要获得SA8000认证，制造商及供应商必须支付以下费用：500美元申请费；每人次的审查费×天数(每人次一天收费750美元，平均需5个人，用7天时间)；交通和翻译费用；5个月后，5个监督员进行为期3天的审查，每人次一天收费750美元；整改费用。

　　“按上面的标准粗粗算来，如果加上前期的咨询、培训费及后期整改，一个300人的企业要通过认证，开销至少不低于30万元。”张建涛介绍。

　　但联合国劳工组织北京局官员王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项认证是否赚钱，或者说它是否存在暴利，并不是确定它应不应该推广的因素，关键是要看它能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SA8000宣传与事实不符
　　刘开明强调，SA8000认证之所以昂贵，是因为“普通‘验厂’只对一家跨国企业有效，但SA8000可以对多家跨国采购企业生效，所以这笔账算下来是合适的”。

　　所谓“验厂”，是指跨国公司为其供应链内所有商业伙伴制定的指导方针，即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全球主要的200家跨国公司均有自己独立的公司社会责任标准，要求其各自的供应商和合约工厂，遵守其所定标准，并不定期或定期安排本公司职员或委托独立审核机构对该厂进行现场评估。

　　“几乎所有在中国采购的跨国企业，都有自行的‘验厂’，而SA8000并不是他们所一致认可的标准，于是许多企业发现花钱通过了SA8000之后，却帮不了他们任何忙。”作为一项商业标准，SA8000显然并不能解决它所许诺要解决的问题。张建涛告诉记者，他在珠三角调查过十几家通过SA8000的厂家，没有一家企业是因为跨国公司硬性要求必须通过SA8000才下订单的，他们通过此项认证的主要理由是，“看到报纸上说这是将来的贸易壁垒。”

　　而华北制药的高建军也表示，该厂“确实没有遇到过外方的强制要求，是我们自己看了宣传后，想主动通过这项认证的”。

　　尽管许多认证机构在宣传中表示，通过SA8000是包括沃尔玛、家乐福、雅芳等跨国公司的强制性要求，但沃尔玛(中国)公司公关部经理曾强表示，“我们公司只以我们自己的企业责任标准为准，而非SA8000。”家乐福(中国)公司公关部经理王晓忠也表示，“我们没有这样的硬性要求，否则以我们如此众多的供应商，真要去完成，工作量该有多大？”而雅芳(中国)公司公关部副经理钱怡表示，“不清楚此事。”

　　法国BVQI是经SAI授权的九家国际认证机构之一，该公司广州分公司市场部经理劳丽灵表示，“现在这些SAI成员公司并没有成文限定，供应商必须通过SA8000认证，(通过SA8000)只是将来的一种趋势。”

　　即便是企业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制标准，也并非没有弹性。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广州新新日用品厂生产的熨衣板占领了美国95%的市场，在美国销售价为125美元一块(同期的长虹20英寸彩电售价仅为75美元)。在面对某跨国零售企业的验厂要求时，“这个厂的领导对跨国公司说，要验厂可以，但我们不会派专人陪同，所有费用由跨国公司自理。最后那家跨国公司放弃了验厂，同样也下了订单。”

　　“跨国公司们只愿意将自己的道德成本转嫁给供应商，他们自己不会为自身企业的社会责任放弃一分钱的利润。”张建涛认为，这个案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类似广州新新日用品厂般强势的企业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供应链一环的中国企业，仍然不得不面对跨国公司对其不断的验厂要求。

　　一家为某知名品牌运动鞋代工的东莞厂家的负责人向记者抱怨：“有一年，我一共接受了10次飞行验厂(即在不通知厂家的情况下，由跨国公司职员或其委托的认证机构人员便衣前往，现场评估企业是否符合其所定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而我还不是最惨的，有的兄弟厂为几家国外品牌代工，他们有时一年得接受近30次的飞行验厂。而且不同的公司有时在某些标准上还存在矛盾。”

　　这位负责人举了一个例子，“A公司要求急救箱和灭火器要放在车间的角落，我们照办了。过几天B公司又来验厂，他们要求这两样东西应该放在显眼处一米高的地方，我们只得又把它们搬回来。”

    验厂之弊
　　张建涛将验厂之弊归纳为三个方面：一、频繁的验厂使企业成本大幅度提高，削弱了企业的竞争优势；二、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了发达国提高非贸易壁垒的手段，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三、可能会泄露中国企业的商业机密。“跨国公司在验厂审核过程中，无视企业尊严和商业秘密，借机从不同的企业验厂所获得的资料中，分析出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状况，从而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

　　而黎友焕在调研时，发现广东有几家超过5000工人的大工厂出现了惊人相似的发展历程和遭遇。

　　“工厂老板们发现，辛苦了几年，工厂规模上来了，盈利却没有相应增加，而且跨国采购企业通过经常性的检查工厂、监督质量，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单个产品的具体生产成本，于是这些跨国采购公司肆无忌惮地只支付很少一点加工费。实际上，跨国采购企业已经把这些工厂视为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的附属加工厂了。”黎友焕认为，“现在这些工厂的产量规模已经到了非这些跨国采购公司购买而难以找到其他市场能承接的地步，不承接订单就意味着必须重新寻找市场而被迫缩小规模、增加费用甚至破产的危险。”